二〇一〇年春天，閭珣八十岁。
他把儿子张明远叫到纽约。张明远从洛杉磯飞过来，推门进办公室的时候，閭珣正坐在母亲坐了半个世纪的那把旧藤椅上。
藤椅的坐垫已经被磨出了母亲身体的形状，扶手上她手掌磨出的那两道印痕还在，顏色比旁边的藤条深了一层。他闭著眼睛，手指搭在扶手上那两道印痕上，像是在摸一件很旧很旧的东西。
窗外哈德逊河上的渡轮正在缓缓驶出港口，阳光从西窗斜射进来，落在办公桌上那只大算盘上。骨珠泛著暗金色的光泽，最右边那颗微微凹进去一圈——那是母亲拨了大半辈子磨出来的凹痕。
“坐。”閭珣睁开眼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
那把椅子是他当年接印章时坐过的，椅面已经被磨出了浅浅的印子。张明远坐下来，看见父亲面前摊著一份手写的文件——那是奶奶修订的基金会章程原件，纸张已经泛黄，边角磨出了毛边，第一条用红笔圈了好几道。旁边放著一个长条木盒，木头的纹理在阳光下泛著温润的光，边角也被摸得光滑了。
閭珣打开木盒，取出母亲用过的那支铅笔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像是在拿起一件容易碎的东西。笔桿上的漆已经磨掉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的木纹，被手指攥了几十年，攥出了包浆，温润光滑，像一颗拨了几十年的算盘骨珠。笔桿中间有一圈浅浅的牙印，凹进去几毫米——那是她翻帐本时咬出来的。
他小时候坐在母亲旁边打算盘，每次抬头都看见她把笔桿咬在嘴里，眼睛盯著帐本上的数字，眉头微蹙，像是在验每一枚铜板的分量。后来笔桿裂过一次，他用细铜丝在裂口处缠了两圈，铜丝也磨得发亮了。笔尖磨得很短了，但削得尖尖的——她每次削铅笔都削得一样尖，说铅笔尖了字才端正。
“这是你奶奶用过的笔。她咬著它翻了几十年帐本，从芝加哥钢铁签到基金会最后一份拨款单。”他把笔递给张明远，“你先看看。”
张明远接过笔。他的手指正好按在那圈牙印上，凹痕贴著他的虎口，像是笔自己找到了手的位置。他想起小时候奶奶握著他的手教他写名字——奶奶的手很瘦，骨节分明，但握笔的时候力道刚刚好，不松不紧，让笔在他手里稳稳噹噹。她说话的时候铅笔在他手里轻轻震动，那圈牙印硌在他的虎口上，跟现在一模一样。
“把你奶奶的基金会章程第一条，用这支笔默写一遍。”
张明远低下头，把那页白纸抚平，端端正正写道：本基金会以资助乡镇教育为宗旨，不分地域、不分民族、不分政治面貌，只看成绩和品行。写到“品行”两个字的时候他的笔尖顿了一下——这两个字是奶奶在章程修订时用红笔圈过的，她在旁边用铅笔加了一行小字：品行不是成绩，是底线。他把这一笔写完，推给父亲。字跡端正，入纸三分。
閭珣低头看了一遍，沉默了很久。窗外哈德逊河上的渡轮拉响了汽笛，声音穿过玻璃窗传进来，低沉而悠长。他想起自己当年接印章时，母亲没有让他默写章程——她只是把三样东西放在桌上，说日常决策你来做，重大投资仍由我联签，判断错了也是学习。她用了几十年等他摔跟头，等他自己把那行红字写进骨头里。现在轮到他等儿子了。
他抬起头，拉开铁柜子的抽屉，取出那枚评审小组的旧印章，放在张明远手心。
